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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离婚女性维权中情与法的冲突研究——以海宁市为例

 

    摘要:通过对海宁市90名农村女性开展问卷调查,召开镇(街道)妇联主席、村妇代会主任、国土、农经等部门参加的调研会,掌握了当前农村离婚妇女维权中反映突出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分析了农村离婚女性在维权过程中情与法的矛盾冲突,并从法律层面、政府层面、村级组织层面和妇联组织层面提出了保障农村离婚女性权益的建议。

  关键词:性别视角;确权登记;妇女权益

    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我国各级政府长期关心和重视的问题,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同时也催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离婚率攀升就是一个不争的现实。离婚不仅是婚姻自由的保障,更是对两性财产及相关社会权益的再次明晰分配,对于妇女来说,意味着将重新以单身的身份应对全新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在物质及精神上都是一个新的考验。现实中,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及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女性的离婚维权步履维艰,困难重重。本文从农村妇女离婚救济补偿权、承包地的经营权、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的角度,阐述农村离婚女性在维权过程中情与法的矛盾冲突,并从法律层面、政府层面、妇女组织层面、村级组织层面提出保障农村离婚女性合法权益的建议。

    一、离婚妇女现状及妇女权益的概念

    近年来,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暴露出许多社会问题。法律虽然赋予了女性很多权益,加大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力度。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保障性的规定局限于形式,付诸实践并不理想。

    1、离婚女性群体状况

    随着我国离婚率的逐年递增,离异女性的人群不断扩大。如海宁市,2011年市结婚5424对,离婚1209对;2012年结婚5669 对,离婚1380对;20013年结婚5345对,离婚1460对,已经连续多年离婚率超过23 % ,2013年高达27%,2014年在400多件海宁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以女性为原告的占到全部离婚案件的64%。尽管社会已逐渐视离婚为一种常态的家庭结构或生活方式,而且不再歧视离异女性,但由于女性自身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特征,婚姻的解体造成离婚妇女在生活中比男性将遇到更多的问题和困难。问卷显示,海宁市单亲女性的年均收入是不及男性的70%,其中农村离异女性的年均收入不及男性的50%,对于离婚后抚养子女的母亲来说,即使加上孩子父亲给付的子女抚养费,家庭人均年收入仍仅为双亲家庭的55%。68%的离异女性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诸多权益得不到保障。

    2、离婚女性权益的内涵与外延

    妇女权益,顾名思义,是女性权利和利益的合称。具体地说,“权益”是权利和合乎规范的、合法的利益。权利的基础是利益,离婚女性权益的内涵是指女性在离婚过程中及离婚后所享有的被法律确认的并受法律保护的及尚未被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合乎法律及规范的权利和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的外延包括政治、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财产、人身、婚姻家庭等六大权益领域。对女性而言是必须的、普遍享有并获得关注的、合法的利益,主要指这六大领域的应有权益、法定权益和实有权益,这是妇女权益三个层面上的表现形式,也是妇女追求的最终目标。

    当前农村离婚妇女维权的矛盾集中表现在财产权,外延为离婚救济补偿权、承包地的经营权、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等权益,分析当前农村离婚女性权益保障问题的复杂性,才能确保农村离婚女性更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农村离婚妇女在维权过程中情与法的冲突

    建国以来,我国制定两部婚姻法,出台三个司法解释,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以《宪法》为基础,以《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为主体的一整套维护女性合法权益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及法规对于有效地保障女性的各项权益提供了统一、明确的依据。但在权益保障的操作上,情与法一直处于冲突中。

    冲突之一:离婚女性生活困难与权益救济保障制度的冲突。     

    调查发现农村妇女离婚后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急需经济上得到救助。可离婚案件中女性得到经济救济的比例非常少,离婚女经济救济请求权在实践中陷入冲突困境。

    一是离婚财产分割的规定。在农村,绝大多数家庭关于权利、义务、责任的分担并不公平,女性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庭责任及义务,男性则行使了更多的权利,我国家庭责任分担立法的缺失,使女性在承担了家庭中的多数责任和义务后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女性在离异的过程中与男性在有关家庭财产的分割方面处于弱势。在诸如海宁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多种经济所有制广为出现,许多农村个体经营户财产权的登记业主绝大多数是男性,实际掌握经济支配权的也是男性,法律对家庭财产的规定只注重实物形式存在的有体财产和既得财产,对无形财产和财产期权注意不足。当离婚事件发生时,往往会发生男性隐匿、转移财产等情况,而妇女一方常常无力确权。法律虽有对离婚中弱势群体保护的特殊规定,但未列出具体的补偿方式,实际操作难。

    二是离婚经济补偿的规定。根据《婚姻法》第40条的规定,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情况下,“一方为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在法律上首次承认了女性家庭角色的隐性贡献,可现实中,中国农村女性“嫁鸡随鸡”“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结婚前后极少有主张夫妻约定财产的,此规定适用性及操作性不强,能够获得救济的人少之又少,离婚妇女的经济补偿权难以实现。 

    三是离婚经济援助的规定。《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一方生活困难”的解释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司法解释中关于“生活困难”采用的是绝对困难论,限制了经济发达地区绝大多数离婚女性申请经济帮助。

    四是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婚姻法》第46条 “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导致的离婚,无过错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对于“损害赔偿”的解释是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调查中发现婚外恋在离婚因素中占比很大,给农村女性带来的伤害不亚于重婚和家暴,但却不能提起损害赔偿;此条件适用范围过窄,保护范围太小;而且精神损害赔偿,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赔偿数额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缺乏操作性。

    冲突之二:宅基地使用权操作与男女法律权益平等的冲突。

    “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农村,宅基地及住房无疑是占权重最大的财产。女性离异后财产权的住房保障是今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居民无论男女都平等地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但是法律规定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平等,宅基地使用权存在着法律与现实的冲突。

    一是在规范设定上, 法律政策与风俗习惯的冲突。如海宁一直是立户后才能划分宅基地,立户的基础条件是行政村成年的有宅基地的男性。立户与宅基地到底要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此方面规定在海宁市公安局及国土、农经部门的规定中一直焦酌矛盾。家庭婚变已经对妇女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离婚时宅基地处理上的不平等又使离婚妇女的生活雪上加霜。另外,海宁农村普遍存在“生两男孩可以有两个宅基地,生两女孩只能享受一个宅基地”现象,“男女平等”与“一户一宅”传统风俗始终冲突。

    二是在实践操作中, 传统观念与村规民约的冲突。男婚女嫁的特点是从夫居,农村宅基地几乎都登记在男性名下,妇女一生中居住地变更的重要形式是婚姻流动。村规民约习惯于宅基地分男不分女。表面上看, 是结婚让妇女丧失了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 同时可以通过婚姻而分享丈夫的宅基地权益, 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实际上,是婚姻和家庭掩盖了这种损害妇女权益的行为。如海宁,农村妇女无特殊情况不能单独立户和获得宅基地,离婚后更是难以分户并获得宅基地。村规民约在法律法规和妇女利益的夹缝中得以生存, 短期内难以根本性的改变。

    三是在权力行使上, 权力格局与男女平等的冲突。在农村,宅基地问题由村委会决策, 以村民(代表)大会制定村规民约为依据,宅基地调整也限于村民小组内部。现实中,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内男性强权表现突出,无论是村委会决策还是制定村规民约, 都是男性主导,海宁市村干部中男性占80%,强化了男性权利格局的结果,使得离婚不出村或回娘家的妇女很难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因宅基地被征用或拆迁的补偿款也多与女性无缘。

    冲突之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确认与村规民约的操作冲突。

    农村城市化的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由此而带来的各项财产权益迅速增值,调查显示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受侵害的现象普遍存在。在维权难度大、阻力多。近三年来,海宁市妇联信访中涉及“离婚女”土地权益问题34件,涉及人数34人,占信访量的 10.79 %;集体上访4 批,涉及的人数24人。因土地权益问题引起矛盾凸显期在2007-2008年。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对出嫁、离婚、丧偶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但与村规民约的一些规定及操作存在一定的冲突。

    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设立方面的冲突。《婚姻法》第39条规定:“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妇女权益保护法》和《土地承包法》中也对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做了明确规定,但由于按户设立的农村土地土政策和一些村规民约,在以男性为当然户主的中国农村,离婚被剥夺的现象普遍。调查发现,没有土地的人中,女性占了七成,有33%的女性因为婚姻而失去了土地,有11%的女性在离婚后失去了土地。实践中经常出现因女性婚姻状况的变化而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权益受侵害的情形。立法的缺陷和监管的缺失,使部分农村妇女因结婚或离婚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两头落空”。

    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调整方面的冲突。法律法规来对女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相关的利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有力的保障。但农村在执行土地承包期延长的政策时,机械地按照“土地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村委会通过村规民约以及集体表决等方式,在土地承包、集体经济分配、宅基地分配、土地征用补偿利益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损害着农村离婚妇女的合法权益。致使土地承包合同订立后离婚的女性其承包的土地得不到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剥夺,丧失了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和必要的生存条件。

    三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执行方面的冲突。女性离婚后无论回到娘家或者去新居住地,通常都无法取得承包地,除非再婚。一些村民组织经常借口“她们已经离婚且离开",调整(收回)她们的责任田、口粮田,甚至宅基地,甚至不支付土地补偿款或者其他财产收益。如在海宁,有的离婚妇女土地承包权依附于公婆家,离婚该土地的承包权不能带走,离婚后生活的地方又无法取得土地承包权,使得离婚女性土地承包有名无实,维权又无法保障。

    三、加强对农村离婚妇女维权的保护

    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及其他财产权利的保护问题是我国目前法律制定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突出议题,这一状况制约着离婚女性财产权利的获得和维护,亟需法律、政府及社会组织来加以确认。

    (一)法律法规层面为根本  

    1、立法者要突破传统的立法思维,树立平等的社会性别理念。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充分考虑妇女的切身利益,进行社会性别差异和传统?平等的分析,从理论角度及国际经验确保两性权益平等在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真正体现。凡事预则立,有备则无患。比如,承认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建立离婚后抚养费给付制度,完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等确保女性权益的实现。

    2、执法者要确保法律执行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再好的法律法规也需要通过执法者来执行,执法者通过具体规定离婚女性获得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途径和程序完善惩罚性、补偿性措施。增加社会性别意识和两性平等观念,并确保法律的可操作性。如制定家务劳动补偿标准, 扩大请求权的主体范围等,让离婚农村女性对法律树立信心。再如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范围。除《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外,在列举性规定之后增加一个概括性规定:“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要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法律上更有操作性。

    3、监督者要在法律法规及政策实施后,定期审查其执行情况,评介该项法律法规对社会成员在实践发展中产生的不同影响是否公平,以保证男女双方都是平等的受益者,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平衡的发展。

    (二)政府管理层面为主体

    1、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应当具有社会性别视角,充分考虑男女之间的差异性,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男女之间的实际不平等,确保男女的平等性。如在土地划分方面可以参考湖南省的做法,《湖南省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条例》第4条规定:“划分责任田、责任山、自留地、自留山,妇女与男性一律平等。农村妇女结婚或离婚,其户口所在地应划给或保留责任田、责任山、自留地、自留山。”在土地承包经营方面,参考陕西省农委《关于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中保护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意见》强调把男女平等落到实处,农村女性在土地承包经营的确权登记中实现“登有其名,名下有权”。

    2、在完善政策及监管方面,政府要协调农经、国土等职能部门通过完善政策解决好农村离婚女性的权益问题。农业部门在研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和试点过程中,要坚持男女平等原则,充分考虑婚嫁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确保法律上赋予农村妇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得到落实;鼓励各级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吸收同级妇联组织参加,在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权证和登记簿上要有妇女的名字,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不挂“空挡”。设立女性与男性享有同等权利的宅基地审批制度,依照浙江省土地管理法中关于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根据男女的实际需要设立审批,女性结婚,男性未在本村审批宅基地,愿到女性村落户的可以审批;离婚女性户口未迁出,并带子女常住娘家的确实需要宅基地的,应当批给宅基地。

    (三)村级组织层面为重点 

    1、村规民约的制定方面, 必须以法律作为依据。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村民委员会对集体土地和其他财产在行使管理权时。要平等地保护所有村民的合法权益。如村规民约和上位法相矛盾,要及时清理和撤销、更正。

    2、村规民约的执行方面,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村民决议往往是由村民全体或不特定的多数做出,这为一些地区村民集体侵害妇女土地权益提供了空间、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一些村庄制定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民决议带有明显的歧视妇女条款,与国家法律相悖,却因得到大多数村民认可而具有了法律效力。为此,建议村民决议充分考虑离婚女性的合法权益,最好是采取直接民主的形式,镇(街道)层面要充分发挥“在集体利益分配方案制定中”引导、监督作用,确保村民决定是全体村民意志的体现,民主决策的结果符合法律公正公平的精神。 

    (四)妇联组织层面为导向

    1、从履职方面,“代表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是妇联组织的基本职能,也是党的妇女群众工作的根本要求。如若妇女权益无保障,提高妇女地位,实现妇女发展便无从谈起。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要关注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中女性权益问题,特别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深入研究相对不变的承包地与处于变化的家庭之间的关系,研究户籍、婚姻状况、居住地等的变化对农村妇女的影响,在国家制度框架下,更好地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 做好“联”字文章,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妇女维权工作,进一步优化社会化维权机制,以改善农村妇女发展环境,维护农村离婚妇女的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构建和谐社会。

    2、从维权方面,“源头维权和基层维权”需要妇联组织同步推进。强化源头维权,积极推动国家制定修改与妇女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把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理念纳入决策主流,依托性别平等咨询评估专家组参与到政府相关决策中去,纳入地方政府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体系,让国家的法律法规具体化,使有关部门的职责明确化,让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工作得到充分的经费和人员保障。做好基层维权,借助社工和志愿者队伍的力量,依托“妇女之家”,开展普法宣传,增强广大妇女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以制止和减少甚至杜绝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现象的发生。

    【结语】维护妇女尤其是农村女性在离婚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关注离婚妇女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困境,是现代法治公平、正义的需要,更是妇联工作的必然要求。如果婚姻法等相关法律不能进一步完善弱者的保护机制,如果妇联不能为离婚妇女的合法权益提供有效的保护,如果社区、社会团体等组织不能及时有效地为离婚妇女提供专业、有效的公共服务产品,那么,会有相当多的农村离婚妇女深陷绝望的泥沼,社会和谐正义将会受到严峻挑战。法律层面、政府层面、村级组织、妇联组织只有转变观念,各司其职,农村离婚女性的权益才能真正得以保障。

参考文献: 

【1】夏吟兰《论离婚妇女权益的保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王兴运.弱势群体权益保护法论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3】谭琳,杜洁等.性别平等的法律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李银柱.农村女性权益保障的法律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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